（三）妨害公务和国家赔偿的实践公民拒绝行政违法行为是否构成妨害公务、所受伤害能否获得国家赔偿，是公民拒绝权的两块试金石。

征地引发的其他社会负面影响也会影响政府的形象，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增加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成本。[3]德国巴伐利亚州《应予补偿的征收法》第1条规定，财产之征收，系为达成公共福祉为目的之计划。

{6}［韩］金东熙．行政法（下册）[M]．赵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02。土地征收补偿标准通常以土地被征收时的市场价格为基准，加上土地可预期的未来价值，并充分考虑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加以补偿。为了有效地从程序方面监督国家征地权的行使，必须建构公共利益需要的认定程序和征地协商程序制度，规定土地征收的目的、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应该向社会公开，并举行听证，不予公告、不举行听证的，农民有权拒绝征地。农地是生产要素，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了其价格。这种征地证券化机制不仅将用地者一次支付地价成本转变为长期支付，从而有效地降低商务成本，而且可以为农民生活乃至生产投资提供一定的资金积累，使得农民享有一定的社会保障，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关键词】土地征收权。就征地补偿纠纷而言，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任何受征地影响的土地权利人均有权通过上诉解决补偿金额问题。【注释】[1]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页503-504。

但《共同纲领》中对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仅仅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当时由于少数民族干部奇缺，而派往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对民族政策、民族地区状况均不够熟悉，再加上建国初期由于西方帝国主义者干扰、渗透而导致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形势，均使得根据《共同纲领》制定一部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配套法规很快被纳入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这种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努力，堪属中国自清末以来开始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飞跃。[11]清末五族建国论和单一建国论的纷争，固然有政治策略的考量，但也说明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完成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政治整合和国家建构的难度所在。〔[8]〕而在民主改革之后，落后的农奴制、残酷的刑罚制度均得到废除，同时还采取各种措施，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以确保他们真正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

{5}88-92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设立，是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结合民族关系、历史条件、经济发展的一种综合考量，既非用单纯的民族作为标准，也非按某一少数民族人口做机械划分，这是由我国各民族特定的人口条件和居住状况所决定的。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三条）。

继之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由于国力的羸弱和其时内忧外患的乱世危局，除了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尽最大努力的维持多民族国家政治版图的完整，在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治理体系重塑和国家建设中实际上很难有非常显著的成效，这种民族治理模式的真正转型和民族国家政治秩序的建构，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才实现了质的飞跃。从1947年5月1日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到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前后长达近二十年。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塑造了灿烂的历史文明，具有共同的革命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作为这个光荣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成员，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共同奋斗。但这里面产生一个疑问：新中国成立后所采取的民族治理制度，一方面与前苏联的民族治理政策并不完全相同，如苏联采取的是联邦制与民族共和国制度，而我国是单一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那么，这个政治共同体所依赖的政治认同基础是什么呢？这来自于中国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成员几千年休戚相关的共同奋斗历程。这种民族大家庭式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结构，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强调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反映，也带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家—国政治伦理的痕迹。同时应包括自治区内适当数量的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人员。一些当时还处于奴隶制、封建制生产方式的少数民族，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变。

所以，国家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家根本性质的必然要求，是对广大少数民族公民渴望当家作主的呼声的政治回应，更是顺应现代政治民主体制的一项正确的政治举措。[7]在旧西藏，教育被寺院教育垄断，而寺院教育的内容上来讲，除了学习一些藏文文字以外，绝大多数学习内容是有关宗教的知识。

{4}20 1954年宪法颁布后，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和行政级别做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其后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得到了更为有序的发展。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正式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颁布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仍然很难称得上是真正奠基。

（二）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权诗篇人权，简而言之即作为一个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但在民主改革前的少数民族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实行的是奴隶制，以西藏为例，占西藏地区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和奴隶缺乏最起码的人身自由，更不用说其他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农奴主对农奴掌有生死婚嫁大权，可以买卖、赠送、转让或交换，可以滥施酷刑，而这，却被少数别有用心的西方人士称之为没有阶级压迫、只有对宗教的虔诚的香格里拉。1955年后，根据54宪法的规定，完成了对于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改建为自治州、自治县的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广大少数民族干部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同时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曾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热地，也是农奴出身。尤其还要考虑的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大国的这样一个民族分布特点，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方面变化。

并对民族自治地方做了统一规范、调整、巩固，而当时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对于增强民族杂居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对于各族人民进行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培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其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全面实现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多民族的情况，是民族国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非民族国家的对立物，可参见宁骚：《论民族国家》中的相关论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6期。

甚至在1954年宪法的立宪讨论中，也有自治区、自治省、自治州、自治县的混同提法〔[6]〕，直到1954年宪法中第53条明确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才正式确立了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准确内涵。所以，为了使包括广大少数民族公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充分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民主改革，因为，当时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存在的奴隶制、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等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治理模式，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性质是根本不相容的。

四、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对于单一族裔国家来说，民族国家的建构并非什么难题，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虽然华夷之辨的相对性，天下体系的开放性和大一统的政治构造可确保多民族国家在王朝年代的历史延续。（1954年宪法第5段首句）。

二、宪政安排与政治措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建国初为确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行、落实而进行的这些政治实践，以往常常被视为民族政策学的研究范畴，可很大程度上，这些政治实践实际上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宪政安排在我国的奠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些政治实践，确保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确方向与具体落实，前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即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派往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访问团，从政治政策制定、落实、宣传的角度，是对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调查和政策宣传，同时也具有深刻的国家建构意蕴，它有力地增强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自豪感，也增强了少数民族地区对于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更为其后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心理认同基础。1952年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在第十一条就自治机关的组成方式作出规定时也强调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的建立，应依据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本原则，1954年通过的新中国首部正式宪法，更是直接在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这是我国的国体，第二条则再次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另外，前苏联民族治理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帝俄时代扩张所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所致，而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是各族人民的共识。

〔[12]〕无论是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1954年宪法，还是现行宪法，都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1954年宪法第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现行宪法序言第11段），这是对我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内部民族构成特点的宪法表述，它既说明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也呈现了中国各族人民处理民族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种政治选择。所以，包括《共同纲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等宪法性文件作为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政治纲领，通过宪制建构的方式，不但规定了包括少数民族公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地位——平等的国家公民，社会主义国家民族治理的基本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际上也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清末开始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路径和模式，即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

〔[5]〕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也规定，上级人民政府应帮助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有计划地培养当地的民族干部。【参考文献】{1}、{6}、{14}、{15} 李洪烈等.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2} 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上卷）［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3} 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Z].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4} 陈云生.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5} 张尔驹主编.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7} 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辩.［M］.民族出版社，2009.{8}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人民出版社，1986.{9} 中共中央统战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人民出版社，1984.{10} 中共内蒙古自助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 [Z].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11} 郭冠忠.西藏民主改革的回顾与研究.[J].西藏研究，19989(2).{12} 阿沛.阿旺晋美.坏事变成了好事：纪念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J].中国西藏，1999(10).{13} 强世功.一国之迷：中国ｖｓ帝国[J].读书，2008(8) 进入 常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国家 。

虽然这部宪法意味着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变化而做出的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选择，在具体立宪过程中也就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了非常严肃、细致的讨论，在颁布的1954年宪法文本中对于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庄重宣示，并在具体宪法书写中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了细化。所以，在现行宪法中，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的团结被视为公民的首要义务，即是国家试图通过宪法义务体系的文本规定来塑造公民对于多民族共和国的维系和巩固的责任意识。

[8]可参见王贵等前注[14]书中陈宗烈所摄的农奴所受酷刑的照片，页487-489。民族自治机关，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下级机关，与中央国家机关之间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即派出了一系列的民族访问团，这些访问团由民委、文教委、卫生部、贸易部、青年团等不同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组成，通过访问少数民族各界代表人物、召开民族联谊会和群众大会、举办民族干部培训班，这些举措，一方面沟通了中央政府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另外也使得广大少数民族公民深切体会到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所以，在正确决策的坚决推行下，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于1961年胜利完成，并于1965年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

为了体现这种自由、平等，无论是作为新中国建国大纲的《共同纲领》、还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1954年宪法，都以国家最高政治章程的方式，确立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关系原则，而且，为了确保广大少数民族公民真正获得自由、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国家一方面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这一波澜壮阔的社会风潮把少数民族公民从奴隶制、封建制的落后经济制度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采取各种经济措施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提高少数民族公民的生活水平。而到了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其时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剧，则更多的采取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族政治话语立场。

甚至是原始社会末期生产方式的民族，也在党和国家的帮助下，通过互助合作，积极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逐步改造掉其原始落后的生产关系，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从刀耕火种的原始劳作模式，直接享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民族事务机关牵头，组织大批科研成员，从各个族体的族称、分布地域、语言文字、社会历史、风俗传统等因素出发，进行综合调查研究和深入分析权衡之后，在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对各个族体民族成分和族称的一种科学甄别活动。

三、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基的关键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我国广袤的边疆民族地区，曾发生过一次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风潮，通过这次社会变革风潮，摧毁了几千年落后、腐朽、黑暗的奴隶制、封建制剥削制度，广大少数民族公民真正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享有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当家作主，在经济上独立自主、翻身做主人，从而真正享受到了从《共同纲领》到《民族自治纲要》到1954年宪法中所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自治权利。清统治者试图通过立宪进程中的平满汉畛域、边疆地区新政等来解决这个难题，但未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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